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作者为宋朝诗人王安石。其古诗全文如下：
【前言】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是北宋王安石所作奏议。全文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原文】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③，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⑥。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⑦，施为本末⑧，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⑨。盖监司⑩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www.7gushi.com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注释】
(1)百年：指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凡一百余年。札子：当时大臣用以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一种文体；也有用于发指示的，如中书省或尚书省所发指令，凡不用正式诏命的，也称为札子，或称“堂帖”。
(2)享国：享有国家。指帝王在位掌握政权。
(3)浅陋：见识浅薄。这里为自谦之词。
(4)误承：误受的意思。这里为自谦之词。圣：指皇帝。
(5)日晷（guǐ）：按照日影移动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这里指时间。
(6)语不及悉：回禀的话来不及细说。悉：详尽。
(7)窃惟念：我私下在想。这和下文“伏惟”一样，都是旧时下对上表示敬意的用语。
(8)近臣：皇帝亲近的大臣。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侍从官。
(9)昧冒：即“冒昧”，鲁莽，轻率。这里为自谦之词。
(10)躬：本身具有。上智：极高的智慧。独见：独到的见解。
(11)周知：全面了解。
(12)付托：托付、交待。指委任臣下做事。
(13)变置施设：设官分职。变置，指改变前朝的制度而重新设立新制。
(14)当其务：合于当前形势的需要。
(15)驾驭（yù）：统率，指挥。
(16)训齐：使人齐心合力。
(17)扦（hàn）：同“捍”，抵抗。夷狄：旧时指我国东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这里指北宋时期建立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契丹、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下文“蛮夷”也是同样的意思。
(18)内以平中国：指宋太祖对内平定统一了中原地区。中国，指中原地带。
(19)废强横之藩镇：指宋太祖收回节度使的兵权。唐代在边境和内地设置节度使，镇守一方，总揽军政，称为藩镇。唐玄宗以后至五代时，藩镇强大，经常发生叛乱割据之事。宋太祖有鉴于此，使节度使仅为授予勋戚功臣的荣衔。
(20)躬：亲自。这里与上文“躬”字意思稍有区别。
(21)为天下先：做天下人的表率。
(22)安利元元：使老百姓得到平安和利益。元元，老百姓。
(23)太宗：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位22年。聪武：聪睿圣武。
(24)真宗：太宗之子赵恒，继太宗后为帝，在位25年。
(25)仁宗：真宗之子赵祯，在位42年。英宗：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继仁宗后为帝，在位不足四年。
(26)逸德：失德。
(27)实备从官：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曾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是皇帝的侍从官。
(28)施为本末：一切措施的经过和原委。
(29)申鉴：引出借鉴。
(30)伏惟：古人奏札、书信中常用的套语，意为“我暗自考虑”。
(31)仰畏天，俯畏人：上畏天命，下畏人事。意谓说话行事都须十分谨慎。
(32)自然：本性。
(33)诚悫（què）：诚恳。
(34)断狱：审理和判决罪案。生：指给犯人留有活路。
(35)恶（wù）：厌恨。吏之残扰：指官吏对百姓的残害、扰攘。
(36)弃财于夷狄：指北宋政府每年向契丹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献币纳绢以求和之事。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北宋政府与契丹讲和，每年需向契丹献币纳绢。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宋又向契丹增加银绢以求和。庆历四年（1044），宋又以献币纳绢的方式向西夏妥协。王安石这里是替宋仁宗的屈服妥协曲为辩解的话。
(37)谏官：执掌劝谏皇帝的官员。御史：执掌纠察百官的官员。
(38)公听并观：多听多看。意即听取了解各方面的意见情况。
(39)偏至之谗：片面的谗言。
(40)因任众人耳目：相信众人的见闻。
(41)拔举疏远：提拔、起用疏远的人。疏远，这里指与皇帝及高官显贵关系不密切但有真实才干的人。
(42)相坐之法：指被推荐的人如果后来失职，推荐人便要受罚的一种法律。
(43)监司之吏：监察州郡的官员。宋朝设置诸路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兼有监察的责，称为监司。州县：指地方官员。
(44)调发：指征调劳役赋税。
(45)夏人顺服：西夏政权在宋初与宋王朝有磨擦，至仁宗庆历三年，西夏主元昊遣使请和，从此宋、夏间的战事宣告结束。
(46)安逸蕃息：休养生息。蕃：繁殖。
(47)效：结果。
(48)贵戚：皇亲国戚。
(49)左右近习：指皇帝周围亲近的人。
(50)甚于闾巷之人：比平民百姓更加谨慎畏法。
(51)骁（xiāo）雄横猾：指勇猛强暴而奸诈的人。
(52)御：统率，管理。
(53)谋变者辄败：凡有阴谋哗变者，很快就被平定。
(54)文籍：账册。
(55)府史：衙门中的书吏。
(56)钩考：查核。
(57)断盗者：一作欺盗，贪污中饱的人。发：被揭发。
(58)流者填道：流亡的人塞满了道路。
(59)死者相枕：尸体枕着尸体。
(60)寇攘（rǎng）者：强盗。得：被抓获。
(61)奸慝（tè）：奸邪的事情。
(62)间或见用：有时也会被提拔任用。
(63)监司：各地监察机关。台阁：指执政大臣。
(64)升擢（zhuó）：提升。
(65)得人：得到贤才，任人唯贤。
(66)罕：少有。蔽塞：埋没。收举：任用。
(67)升遐（xiá）：对皇帝（这里指宋仁宗）死亡的讳称。
(68)号恸（tòng）：大声痛哭。
(69)考妣（bǐ）：称已死的父母。父为考，母为妣。
(70)累世：世世。因循末俗：沿袭着旧习俗。
(71)女子：指皇宫中的后妃宫女。
(72)出而视事：指临朝料理国政。
(73)有司之细故：官府中琐屑细小的事情。
(74)措之天下：把它实施于天下。
(75)自然之理势：客观形势。
(76)精神之运：主观努力。
(77)名实：名目和实效。
【翻译】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也无法显示出和庸人的不同。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赏析】
本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曾上万言书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将其从江宁召至汴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召见，神宗向他询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这篇奏章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顺势提出变法有为的主张，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对于“本朝百年无事”这样一个论题，很多思想保守的人会做成一篇歌颂祖宗功德、主张遵循祖宗旧法的文章。而对王安石来说，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达揭露时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说回答这个问题破费了一番脑筋。一则不能避开皇帝问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则不能完全将奏章的内容限制在“百年无事”之因这一表象上。于是王安石巧妙构思，借“无事”打发议论，透过“无事”的表象揭露积弊，如此一来，既正面回应“百年无事”之因这个问题，又表达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贯主张。
文章开头一段是个引子，说明承召入对时因时间匆促，未能详言，故作此奏章上陈。“迫于日晷”云云，恐非托辞，只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内容不是粉饰太平之词，而是揭露时弊、呼吁改革之词，表现了鲜明的政治责任感。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